桃李不言——记云南电网公司基建部小型基建及基础管理科专责杨荆秋
苗族小学生们在学校阅览室里聚精会神地听杨荆秋讲解课外读物,图中大部分书籍来自他的捐赠。 欧阳婷婷 摄
杨荆秋(后排右一)带动了同事参与助学行动。欧阳婷婷 摄
>>人物简介
杨荆秋,1968年生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期路白苗族乡莫别村,1991年7月入职个旧供电局,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获评单位“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生产(工作)者”,2014年调任至云南电网公司,现为该公司基建部小型基建及基础管理科专责。
杨荆秋并非是个不健谈的人。他会聊工作、聊生活、聊家庭、聊爱好,包括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许多趣事。但只一提到捐资助学,他就开始“打太极”,反反复复“这没什么可说的”“我也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之类的话,总也谈不到具体的人和事上去。而且,关于这件事,只要别人不问,他是绝不会主动说的。
然而,这可是他在工作之余坚持做了10多年的事情,哪有他口头讲得那么简单?等到大家对这件事有所了解时,无一不对杨荆秋竖起大拇指,“原来榜样就在身边,也太低调了吧!”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现在他居然主动开口了。原因是他感觉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弱,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需要资助的家庭和孩子。
“我是有些‘私心’的,想搞个基金会。”这个人们口中低调正直的好人,冒出了这句话。但他随即又补上一句,“基金会以谁的名义来成立、由谁来管理都没关系,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献出一份爱心就好。”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不念
“我们要去刘永琪的家里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
每每回到莫别村,村民们总会问问杨荆秋,要不要去受他资助的家庭看一看。但任凭别人怎么劝,他也不迈腿。
最近的一次,是在3个月前。记者跟着他一起回村,采访了解他捐资助学的事情。一提到家中走访,他就习惯性地摆手,“你们去就好,我在村口等。”
路上,同行的村民杨永俊告诉记者,杨荆秋从未去过任何一户受其资助的学生家中,一次也没有,甚至与学生家长一面都没见过。“他都是通过我们来捐款的。”杨永俊说。
乡土中国,是个世代以血缘维系着的社会群体。生于斯的杨荆秋,了解和信任乡里人。更何况杨永俊是莫别小学的前任校长,非常了解学生家庭状况。他同时还是杨荆秋的亲戚,“他是我叔父,我们村里叫二爸。”
对于捐资的学生,杨荆秋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品学兼优;二是家庭贫困。剩下的,就都交由杨永俊他们来办了。
而这个做老师的侄子,也很乐意走访。一方面,这是长辈的嘱咐,村里人淳朴的观念里“很尊重大人的话”;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教员应尽的责任。
“村里就这么点大,哪家的孩子成绩好,家庭条件困难,大家都门儿清。”杨永俊坦言,这个任务并不困难。每次,二爸都交代他找三四个孩子,别太多。“我懂,他也是城里普通上班族,没太多钱。”
联系上愿意接受捐助的学生家庭后,杨永俊会把联系方式告诉二爸。剩下的事情,就是学生家长等着定期银行卡上的汇款到账了。
村里人不比城里人,会设置银行自动发送收款到账的手机短信提醒。因此汇完款后,杨荆秋常不忘给学生家长发短信。收到短信后,有些家长会回复表示感谢;有些干脆仍旧毫无消息。“但我理解他们,很多家长连发短信都不会。”
刘永琪的父亲属于前者,回复的内容不仅有条理,还颇有些文气。记者到他家里才了解到,他和妻子刘建美都拿到中学毕业证,与村里同龄人相比“绝对的高学历”。
不知是否有基因遗传的原因,女儿永琪的成绩自小就名列前茅。小升初考上了红河州很好的学校——蒙自四中,现在读初二仍旧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然而,这个家庭的状况却异常艰难,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低矮的小房子,还是30年前建的,木质的房梁上的青漆已经脱落,墙面也已泛黄,有的地方被油烟熏得发黑。客厅陈设极其简陋,家具都是旧的,最醒目的还是挂在墙上的若干张金色奖状,上面都写着刘永琪的名字。
原本经济并不宽绰的家庭,近年来连续遭到病患打击。刘建美说,年迈的婆婆前年确诊乳腺癌,花了钱然而终究不治。她本人在婆婆葬礼的几天后,又突然晕倒,到医院一检查,心脏有问题。去年到昆明一家医院动了手术,现在病情有些好转,但不能干重活。
两场大病,虽有大病医保,但个人还是承担了10多万。这对于人均年纯收入仅2700元、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村家庭来说,难以承担,“积蓄用光了,还欠下很多债。”
因此,杨荆秋每学期2000多元的资助对于这户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刘建美和丈夫在电话中,多次提出与恩人当面表达感谢的想法,但都被拒绝了。“我知道他是怕给我们压力,刻意不见;但他对我们是仁至义尽,我会一辈子记得他。”刘建美含泪说出这番话。
而杨荆秋呢,其实并不希望对方记住自己,也不求回报。“每个人都会碰到难处嘛,我也只是尽我所能罢了。”在他眼里,相见不如怀念?“不怀念挺好。”
“荆秋小学”受不起,回馈桑梓很难得
杨荆秋捐资助学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
当时,学建筑出身的杨荆秋,在个旧供电局从事电站建设方面的工作。云南的小水电很多,一次在期路白乡附近做小水电站工程验收,就顺带抽空回老家莫别看看,岂不知这一看,就让他萌发了助学的念想。
“学生都坐在破房子里上课,下雨的时候,水直接打到人身上。”杨荆秋看着很心痛,正巧当时政府也有新建学校的决心,他想出一把力。
对于这位成都科技大学(现并入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且有多年水电站建设经验的杨荆秋来说,一栋教学楼的设计建设并不难,但问题出在资金上。时任校长杨永书回忆,建一栋楼要花80万,政府最多能出65万,剩下的15万不知道怎么办。
在当时,15万元并不是个小数目,杨荆秋拿不出,向几位做生意的好友求援。3位朋友每人解囊5万,化解了资金困局。
记者想通过杨荆秋联系当时出资的好友,他总不愿意,软磨硬泡之下才给了其中一位朋友黄卫东的电话。曾在老家广东湛江做过小学教师的他,一提到教育,内心就有种亲切感,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这些初入学的孩子们来说。“看到他们在老旧简陋的房子里读书,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我做工程承包,其实就是包工头了,也就是通过工程与荆秋结识,他是个信得过的朋友。我当时手头比较宽裕,想着出5万块钱对自己生活影响不大,但对村里就大不一样了。”教学楼建好后,村委会商量着命名“荆秋小学”,但杨荆秋坚决不同意,“实在受不起,我钱都没出呢。”
对于教育,莫别村人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清末民初的政坛人物杨增新就是莫别村人,此人为维护新疆和平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人评价“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及中国西北边界。”而莫别小学的旧址是1913年杨增新创办的私塾,也是杨增新家族的旧居,受先辈影响,莫别村人无论再穷也要送孩子上学。
杨永俊悄悄告诉记者,其实通过教育从乡里走出去的人并不少,但像二爸这样,回馈桑梓的却屈指可数,“也正因如此,这样的做法才更加难得。”
按说,杨荆秋在乡里生活的时间,远比大多数人要短得多。他的父亲很早就在城里安家,小杨荆秋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就搬到城里上学,对乡里的回忆大多停留在六七岁以前。“虽然小,但很多时候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时乡里还有生产队,孩子们就帮着放羊赶牛干农活,还依照大人们编起骑牛技巧的顺口溜,“上坡抱着牛脖子,下坡拽着牛尾巴。”
“无忧无虑,也不觉得生活苦。”杨荆秋如此形容儿时乡里时光。后来在城里念书,虽然教学质量高了很多,但他说自己是直到高中才知道要好好学习的那种,“之前没好好学,基础差”,这才导致高考仅考上成都科技大学,没能上更好的学校。
教育,在杨荆秋看来,始终是一件大事。他曾有多次机会调任云南电网公司,但都没去。直到2014年考虑到儿子高考问题,才同意调任,“昆明比蒙自教育水平还是要高些”。后来儿子考入南京大学,“比我强,但我觉得还不够好。”杨荆秋略显遗憾地说。
虽然不想被人知道,但实际上在莫别,杨荆秋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光凭建成了这栋教学楼,就够老师给孩子们介绍这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农家娃。而事实上,杨荆秋捐资助学的范围,已经不仅局限在莫别本身。
在蒙自市教育局任职的吴旭辉是他的初中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杨荆秋资助了期路白和其他乡村的孩子,“同样的条件,同时资助三四个学生,家庭贫困品学兼优。”
很多老师对杨荆秋的行为表示崇敬,甚至受其感染。莫别小学的老师们也帮着学生们买些纸笔文具,充充饭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莫别莫别,杨荆秋是莫别的孩子,就不会与这里别离。
一笔糊涂账,施比受有福
捐资助学16年,总共花了多少钱,帮了多少孩子。在杨荆秋这里,全是一笔糊涂账,“一般家里都是老婆管钱的,但我家是反着来的,我把我老婆的钱都花了。”
既是如此,老婆肯定很支持这件事吧?记者就此询问他老婆杨枣,她一样“搞不清楚花了多少钱”,只是她自己倒乐意“做个吃瓜群众”,默默看着丈夫就好,“反正这是做好事”。但捐助总归是在夫妻俩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力强就多做些,能力弱就少做些呗。”
夫妻俩的共同原则,还是先帮助身边人。10多年前,杨荆秋的妈妈丢了工作,哥哥想买辆出租车开谋生,夫妻俩就商量着拿出了积蓄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真不是大公无私,”杨枣说。但夫妻俩心存善念,她相信这句话,“施比受有福。”
多年以来,除了参与者外,了解杨荆秋捐助事件的人寥寥无几。与他在蒙自和昆明共事10多年的严军坦言,有一次到期路白乡新建一座变电站,“人都站到莫别小学楼下了,他当着我的面,愣是不提这楼是他建的。”
另一位同事彭永春,是比杨荆秋低两届的大学校友。两人念书时就认识,距今已30年,但知道他帮建教学楼的事情,也是在楼落成5年后才得知。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当时在学校时,杨荆秋有一次拉着他参加义务献血。30年来,彭永春是断断续续献;杨荆秋却每年都有,献血证上盖满了章。“他做事情,是真能坚持下来,很佩服。”彭永春说。
捐助的学生越多,杨荆秋越感觉个人力量的微小。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搞个基金会,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每个人都做些力所能及的捐助,就有更多孩子受益了。”
半年前,他向公司提了想法,风声不胫而走。也正是从那时起,大家才知道身边这个低调的人,居然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云南电网公司财务部专责高翠华得知情况后,趁着一块儿打太极拳的活动问杨荆秋,得到的回复无外乎呵呵一笑,“没啥可说的”。可在高翠华和许多同事的眼里,杨荆秋就是榜样,“做好事不留名,雷锋精神啊!”
了解内情的人常会念及杨荆秋的好。2014年刚调到昆明时,杨荆秋是管理食堂的。那一阵,员工们投诉菜品质量不高。杨荆秋下大力气狠抓严管,很快把质量抓上来了。
与此同时,他也了解到食堂员工的薪酬待遇不高,这也会影响到工作积极性。于是多次找到后勤物业公司负责人,为员工发声提工资。“工资涨了,还多了年终奖呢。”餐厅主任陈集新很感激杨荆秋,“他是公私分明的。工作抓得紧,但私下里对我们很好,还从老家带特产给我们吃。”
在杨荆秋的“怂恿”下,厨师李丹等人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结果拿了云南赛区金奖。万元奖金到手后,李丹怯怯地问杨,“这奖金咋处理是好呢?”杨很轻松地回了句,“拿点钱出来,请平时帮衬你的同事们好好吃一顿吧。小小的恩情也要报答不是?”
他让别人知恩图报,自己却不求报偿。
南网报记者 帅泉 通讯员 欧阳婷婷
>>记者手记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南网报记者 帅泉
以杨荆秋本身的个性,他是极不情愿宣传报道捐资助学事迹的,十余年默默无闻,直到“想搞个基金会”才勉强启齿。而且,在采访过程中,我提出的想采访亲朋好友的请求也时常被拒绝。
他太极拳打得好,“太极”也打得不赖。总是诸如“这没什么可说”“很多都是别人做的,我没做什么”一类托词。但在捐资助学的事情上,10多年却从不虚与委蛇。很多受访者都向我转述杨荆秋的话,“钱不够的话他还可以再加点”“他要捐助到我们不受捐助为止”……通过教育局汇款的员工,有一次没有及时向他反馈有学生不再受捐的情况。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在不受捐以后,杨荆秋就不会再联系对方,甚至删掉电话号码。他不想让对方感到压力。学生家庭都知道这个名字,却没见过他长什么样。
采访中,他向我提起一件让他感觉特别欣慰的事。有个不再受捐的孩子,时隔多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他的电话。在电话里向他表示感谢,还说自己已经长大了,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他无所求别人回馈什么,但深受感染的人,却为他鸣不平。蒙自一中的老师李秀梅告诉我,曾经有位学生家境贫困到大冬天也只能穿凉鞋上学的程度。受到杨荆秋的资助后顺利考上大学。但在李老师的记忆里,这名学生及其家长,都未主动联系过杨荆秋表达感谢。李老师觉得这是很不明事理的表现。对于杨荆秋的所作所为,她表示非常崇敬,同时内心也很惭愧,因为毕竟这是作为老师的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采访中,我试图寻找杨荆秋捐资助学以及献血等等善举的缘由。他告诉我,其实当初他的家境也不好,虽然父亲在城里有工作,但难以养活一家人,曾一度依靠举债度日。他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困苦,幸而有亲朋好友的善意相助才渡过难关。因此他更加明白,有人能在困境中帮你一把是多么幸福而美好的事情。
至于回馈与否,杨荆秋并不在意。善举是他发自内心的意愿,既然是主观愿意做的事,还求什么回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善是他漫长人生中所追求的大事业,不求痕迹的大事业。这就恰似人生到处的飞鸿踏过雪泥一般,“偶然留指爪”“那复计东西”。结果不重要,或许过程也不见得重要。重要的仅仅是我做了,别人能获得就很美好。杨荆秋的妻子杨枣用时下一个流行词形容自己的丈夫:“佛系”。
但我倒是觉得,与现在流行的无欲无求,不去努力的“佛系”语义相比,杨荆秋却是踏踏实实、积极进取地想做好助学这件事,他只不过是想让这分善意无痕地送达。
相关新闻:
-
无相关信息
- 国家电网公司最“大方”的人!是
2018-02-10
- · 铁厂村的“老铁们”——记楚雄牟定供电局扶贫干部
- · 桃李不言——记云南电网公司基建部小型基建及基础管理科专责杨荆秋
- · 瑶乡心灯——记广西电网公司桂林临桂供电局五通供电所黄沙营业点阳昌彬
- · 当好村民脱贫致富引路人——记遵义凤冈供电局驻村干部罗文武
- · 海南电网公司驻村书记郑德怀:做贫困户的知心人
- · 《国家电网》丨国网山西运城供电公司总经理张军六:做工作要严谨、彻底
- · “南网创客”梁钰:从半路出家到行家里手
- · 贵州晴隆供电局:“阿妹镇”上的“供电哥”
- · 他愿当山乡“孩子王”,义务服务家乡教育十余年打开一扇窗 洒下一片光——记梅州供电局变电管理所琴江巡维中心技术负责人廖金威
- · 南网超高压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副主任谭永殿获得了第十四届全国技术能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