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聚焦核工业人物⑧#王承书：为了祖国说过三次“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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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在新疆罗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人们记住了钱学森、邓稼先的故事，但是很少有人听过这背后还有这样一位奇女子，一次次从零开始，为国家隐姓埋名30多年，用“我愿意”肩负起祖国的重托。

　　她是王承书，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

　　“不可多得的人才”

　　1912年，王承书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当同龄人都在吟诗作画时，她却沉浸在数学、物理的领域中不可自拔。

　　1930年，王承书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作为全班唯一的女性，她的成绩超过了所有人。

　　1934年，王承书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学校最高荣誉——“斐托斐”名誉学位。

　　两年后，又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在这里，她遇到了一辈子的知音伴侣——张文裕。

　　1941年，王承书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丈夫张文裕辞去国内工作，陪她前往美国学习，王承书师从国际物理学权威教授乌伦贝克，开始了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相关研究。

　　留美期间，凭借极强的数学天分，她提出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轰动世界。这一观点至今仍在沿用，导师评价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王承书让西方科学界深信，只要她能坚持下去，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她却放弃了这条道路，于1956年回到了祖国，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装满300多个包裹的书籍和笔记。

　　“我的事业在中国”

　　王承书虽然在外求学，但心系中国，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情况，渴望学成之后报效祖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承书本打算和丈夫张文裕立即回国，但是由于有孕在身，只得推迟了归国时间。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也出现恶化，热爱祖国的中国学者不仅归国受阻，还面临着受到迫害的危险。

　　众所周知，钱学森计划回国时，时任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发布声明，“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和钱学森同志一样，当时有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这其中就包括王承书。

　　1956年，王承书和张文裕终于实现了回国的心愿。王承书目光坚定地说，“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

　　她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强起来，自己也要出一份力！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一定将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竭尽所能，最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一生的三次“我愿意”

　　回国后，她在笔记中写下，“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十五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1958年，我国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聚变能被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也称人造太阳。但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她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随着国家原子弹的研制进入攻坚期，核心燃料高浓铀研究却进展缓慢。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那么高浓铀就是其体内流动的血液。

　　1961年3月，钱三强又一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负责高浓铀研制。这一次，王承书再次说出“我愿意！”

　　王承书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我改行了比别人损失要小，既然都是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也能做。”

　　第二次选择，仍是短短三个字“我愿意”。然而，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她要从此隐姓埋名。

　　王承书告别丈夫和孩子，悄悄来到中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那时党中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要在国庆十五周年前后爆炸。作为原子弹燃料的浓缩铀当然是重中之重，进展缓慢，当时铀炼厂的状况可谓惨不忍睹。

　　苏联为中国提供的铀提炼厂还没有建成，就撤走专家、带走图纸，设备被丢弃在大西北的荒原之中了，几乎成为了一堆废铁。这一切都需要王承书和她的同事们“起死回生”。

　　1963年底，高浓铀投入生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指日可待。

　　1964年1月14日，504厂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最根本的燃料保证。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高浓铀研制技术的国家。王承书带领团队交付产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等到了那一声东方巨响，而此时的王承书面对的却是继续地隐姓埋名。

　　从事核事业研究，这是钱三强向她发出的第三次邀请。这一次，她坚定地说出了第三个“我愿意”。

　　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将我的身心献给党

　　由于长期操劳，晚年的王承书患上眼疾，但她却以浪费为由，拒绝昂贵进口药的治疗。

　　因为保密的原因，王承书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王承书收到病危通知时，她留下遗嘱，将自己一生积蓄的十万元，一分不剩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并且把遗体捐给医院研究，书籍和笔记留给科研工作。

　　去世前她在寄给学生的信里写道：“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于贡献，谁又没有贡献？而且为国家做贡献，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将我的身心献给党，为共产主义，为解放全人类的光荣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在新中国崛起之路上，有无数像王承书这样的无名英雄。

　　向王承书致敬！向老一辈科学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