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垃圾焚烧项目显信任危机

电力18讯：    信息的严重不透明，导致民众不信任政府。　

    8月初的一段时间，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几个村庄的村民们堵住了开往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垃圾车辆，造成了北京市奥运村北部天通苑等几个大型社区的垃圾难以运出。时值盛夏，垃圾的臭气熏天，社区居民叫苦不迭。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四周几公里的范围分布着四个村子，除了阿苏卫村，还有昌平区百善镇的二德庄、牛房圈和百善村。过去10多年里，村民们忍受着阵阵臭味，在夏天都要关着门窗。2010年，村民们得知政府将征用他们的土地用于建设一个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村民们开始等待搬迁的日子。但一直等到现在，仍没有搬迁的消息，还要天天忍受恶臭。

    这种恶臭除了来自垃圾本身，更多来自垃圾填埋场排放的沼气。纽约时报中文网在阿苏卫村采访时，村子里的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被来自垃圾填埋场的臭气袭扰，那是垃圾场偷排沼气。

    8月初的几天里，村民们打着横幅堵在路中央，红色横幅上写着醒目的大字：我们要新鲜空气，我们要健康，我们要生活，请不要忽悠我们了，需要履行承诺。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是北京北部最大垃圾填埋场，按照最初的设计能力，阿苏卫垃圾场将满负荷。作为北京市规划的一部分，这里被规划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以缓解越来越紧张的垃圾消纳压力。

    附近的社区居民们由于担心垃圾焚烧造成二恶英等可怕的污染，一直反对在此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该项目久拖不决。

    几年前，几个附近因项目建设将被拆迁的村子在得到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消息后，村村都在加紧加盖房屋，以期望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但由于建设始终难以启动，拆迁一直未进行，而村民们仍一直生活在垃圾填埋场的臭气之中。

    为了让村民们放行垃圾清运车，从今年八月开始, 政府每个季度按每人3000元的标准补偿村民，虽然村民也不知道这笔钱会发到什么时候，但他们还撤了横幅，回家继续过日子。

    村民们围堵垃圾车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十多年来，很多村民坚信是这个垃圾场毁了他们的健康。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几个村庄不断联合起来围堵垃圾车。在一次次行动后，为了平息村民们的不满，市政府都以给予村民补偿暂时平息事态。

    阿苏卫的故事只是北京垃圾围城矛盾的一个缩影。这些年，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垃圾也成为困扰中国首都的难题之一。根据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数据， 北京市一天产生的垃圾量为1.83万吨，需要366辆载重50吨的卡车才能从城市的各个转运站运走，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侧面，中国各地的大中城市都普遍受到“垃圾围城”的困扰。

    为解决城市垃圾难题，中国试图通过垃圾焚烧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垃圾填埋的方式，传统的填埋方式既占用土地，又容易污染地下水。从上世纪末，中国的广东省等地开始批准立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但这些项目普遍遭到了附近居民们的反对，广东番禺等地的民众甚至走上街头公开抵制。2009年，围绕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附近社区的居民们也发起了多次抵制活动，律师黄小山(网上名人“驴屎蛋”)等还曾被警方拘留。

    为了缓解当地社区居民不满，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2010年年2月22日,主管北京市垃圾处理的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组织考察团赴日本和澳门参观学习，黄小山是唯一被邀请的市民代表。在日本，他发现，日本市民对政府有高度的信任感，且前端的垃圾分类管理先进，所以大部分市民并不担心垃圾焚烧产生污染物质。

    而在中国，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焚烧垃圾产生一种有毒化学物质二恶英。二恶英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另外，其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容易污染土壤，进而污染食物链，这种物质更易于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一旦进入人体，难以排出，长期累积就会致癌。

    面对各地的抗议，中国政府似乎别无出路。垃圾焚烧专家、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国务院、发改委、环保部下发了很多文件支持垃圾焚烧。”

    根据北京市容市政委员会的意见，北京依然还要推进垃圾焚烧。因为以北京目前的垃圾产生量,以填埋为主要垃圾处理方式的北京，每天要为此将损失500亩土地。

    王维平说：“而垃圾焚烧技术的排放的烟气，其实比燃煤锅炉产生的烟气还要清洁。”

    这位垃圾焚烧的支持派进一步解释，二恶英的产生温度是在320度至820度之间，只要炉温超过820摄氏度，二恶英就能被分解。而焚烧炉将会以820度的温度持续运作半年，中间不许随便停炉，然后在停炉检修时在3秒内将炉温骤降至320度以下，而在再次起炉的时候，也会在很短时间内达到820度以上。这样就基本杜绝了二恶英的生成。

    尽管如此，垃圾焚烧依旧还像几年前一样受到巨大的阻力，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在2013年被移出了北京市发改委重点建设项目的名单。根据北京市市政管委的相关资料，和阿苏卫同期规划的九座预计在2015年前投入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如今包括正在建设或运营的厂址仅有四座。今年5月，《羊城晚报》报道，为缓解垃圾围城，12年前深圳市就开始规划日处理5000吨垃圾的深圳市东部垃圾焚烧厂，但因为遭到各方抵制，至今依然不能确定在哪里建厂。

    反对者们并不怀疑垃圾焚烧中的技术问题，而是担心监管部门和运营企业的诚信问题。很多人不相信中国的监管部门能履行监管责任，不相信企业能履行管理承诺。由于信息的严重不透明，附近的居民很难投赞成票，他们只能采取“邻避主义”。

    黄小山说：“起源于英国的‘邻避主义’在目前中国很普遍，不只垃圾焚烧项目，还有PX项目等，市民们都会激烈反对。”

    原因之一在于信息的严重不透明，导致民众不信任政府。

    2013年4月23号，中国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了《全国122座已运行垃圾焚烧厂信息申请公开报告》，报告称仅获得了42座垃圾焚烧厂的发布信息。在这些公开的信息中，其中5座焚烧厂二恶英监测值超欧盟标准，6座烟尘超国家标准，3座硫氧化物排放超国家标准，31座氮氧化物超欧盟标准。

    上述报告还指出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测信息多不完整，落实信息申请公开效率低且程序复杂 。

    在博弈不断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作为公共决策主角的政府显然要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其实公共政策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公众不但对专业人士和企业缺乏信任，对政府也没有信任感，而政府也始终未找到一条被民众信任的通道。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政府缺乏和民众平起平坐的机制和姿态，老百姓也没有法制观念，这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黄小山说。他认为“邻避”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构建一个法治渠道，民众通过这个渠道可以和政府平起平坐进行博弈。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村民们在得到了政府补偿后虽然暂时平息了愤怒，但长久看，他们仍希望能搬迁到远离垃圾填埋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