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年代

　　我和他像一对恋人般站在青海西宁火车站站台上，依依不舍。我对他说：“谢谢你的真情相助，我们会再见面的。”他说：“能遇到你是一种缘分。”我说：“你回去吧，说不定我以后也会是一个架线工，我会来找你的。”

　　那时，我把他的一切都刻在了脑子里。他和他的姑姑一家都是青海送变电公司的职工。姑姑在单位幼儿园做老师，姑父和他都是送电工，架线的。我还记住了他家的位置和他们的名字。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这些信息变成文字记在小本子上，以致于多年后想找他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和他相遇是在兰州开往西宁的火车上。他的左臂戴着一块黑纱，大概是在老家刚刚办完丧事还没从失去亲人的阴影中走出来，脸上的悲伤还未消退。我则是一身休闲便装一脸兴奋，像一只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儿一般欢快。

　　我们坐在同一排火车硬座上，很快像老朋友般聊了起来。我们都讲一口地道的陕北话，话题自然也离不开陕北那块黄土地。那时我虽然还在部队服役，也还没发表过任何作品，但我的作家梦做得正酣，常爱在人前谈论陕北那些让人仰慕的大作家大名人。

　　列车快到终点站时，我们才想起互问去西宁干嘛。他说是去打工，我说是去投亲。

　　我没说实话，没告诉他我是一名军人。因为我那次出差的任务是去天水那边接车，在兰州军区办完事后正好遇到周末，而天水那边到周一才能上班。利用这个空档，我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买了礼物去西宁看望舅舅，再坐第二天的火车返回，正好在周一天亮前赶到天水。但我是改变了出差路线，违反了部队纪律的，所以就换了便装冒充老百姓。

　　听到我是去探望长辈，他说他也是投靠在姑姑家才当上了一名架线工。他让我放心，说我舅舅既然是法官，一定能帮我找到一份谋生的工作。他显然把我当成了打工仔。

　　到了西宁，他要帮我一起去找舅舅。他怕我第一次来西宁人生地不熟，又带着沉重的东西很不方便。他带我下了公交，指着一条坡道说：“从这里走上去500米就是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你去找人吧，我在这里看着行李等你。”我说：“既然不远，我就扛着行李去，你早点回家吧。”他说：“扛着多累啊？没关系，半个小时的事呗！”我放下行李一个人向远方走去。

　　我很快找到了舅舅的单位。但当我在大门口向门房大爷报出舅舅的名字时，大爷却告诉我，我舅舅两个月之前就调到省委去了。具体是省委的哪个部门，他不得而知。看来这一趟是白跑了，我的礼物也白买了。

　　我十分沮丧地转身返回——我得回去和自己的旅伴会合。不料门房大爷又大声将我喊住。他指着路边短衣短裤正在锻炼的中年人说：“这个人和你舅舅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同事告诉我，舅舅调到了省委组织部，但明天不上班，得去他家找。我连他调走的事都不知道，哪里知道他家的位置？为难之际，同事说：“干脆你跟着我一起跑步吧，我把你送到他家楼下。”

　　我一高兴把行李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跟着舅舅的同事穿大街过小巷不紧不慢地跑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入一个居民小区。他指着四楼的一个窗户说：“就是那一家，你自己上去吧。”

　　我无比兴奋地冲上了四楼。那时的住宅楼多半是一个单元住六七户人家。我在四楼找准房间去敲门，敲了很久也没人应答，结果好几家邻居探出头来。舅舅对门的妇女用警惕的眼神盯着我问：“你干啥？你找谁？”我说了舅舅的名字。她说：“不在，搬走了。”说完扭身进了屋，用力关上了房门。

　　我一屁股坐在了楼梯上。我觉得对门的妇女肯定是被我敲门的声音搞得心烦才故意支走我的。我看见舅舅家的门上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柳色映眉妆镜晓，桃花点面洞房春。横批是“新婚快乐”。舅舅家的小表弟都马上要入小学了，这里显然不会再是他家。就在这时，对门的门开了，那位妇女用很温和的语气问我：“你是他家什么人？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我用了很大劲儿才让她听明白我找舅舅有多不易和时间有多紧张，我多么想知道舅舅家搬到哪里去了。她这才告诉我，新房客就是舅妈的弟弟，今天才结婚。她建议我不要再等，他们不会早回来的，明天再早早地来。

　　下楼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看守行李的旅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会急成什么样子？他还会在原地等着我吗？

　　我顺着原路往回跑。我担心他一生气把我的行李扔在大街上，或者干脆提着行李逃之夭夭。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脾气再好的人也会没了耐心。

　　当我从斜坡街道跑下来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昏暗的路灯下他正在原地转圈子。我从坡上冲了下来，身后响起刺耳的刹车声。我一把将他抱住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猛地推开我说：“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说完一溜烟不见了。我莫名其妙呆头傻脑地等了十来分钟，他一身轻松地回到了我身边。我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什么，他却出了声：“你再不回来，我就要爆炸了！”我说：“活人哪能让尿憋死啊？你拿上行李先去一趟厕所呗！”他说：“要是我一走你正好回来，你看不见我还不以为我顺手牵羊早跑了？那你该多着急！”我说：“那你也不能硬憋着啊？”他呵呵笑了起来：“你让我尿到大街上吗？”我尴尬地说：“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到现在都没找到人。”他笑着说：“看见你一个人冲过马路，就知道你没找到人。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我姑姑家吧，明天我陪你找。”

　　他既不问我为什么没找到人还耗费了三个多小时，也不问我有没有希望找到。他竟然要把我这个陌生人往他的亲戚家领。他似乎认定了我是一个多年高考不中出来投亲不遇的落魄青年，如果他不帮助，我必然会流落街头。他紧紧抓着我的提包带子不松手。我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但我却无法拒绝他的真情。他为我守护了一下午行李，现在强行离开他不合适。我乖乖跟着他走了。

　　他姑姑家住的是红砖红瓦的平房。一道围墙，一个小院，院内一块小菜园，还有一个带三层铁笼的鸡窝。此时，天色已晚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但我根据这些足以明白，自己到了城市的边缘。他的姑父不在家，说是下了工地。姑姑见他带来了客人，支使他去逮一只小公鸡杀掉。我再三阻拦无效，最后说自己天生吃鸡肉过敏起鸡皮疙瘩，才挽救了一只鸡的性命。在我的坚持下，姑姑做了普通的家常饭。久违的陕北饭食让我吃出了家的味道。

　　吃完饭还不见姑父回来，一问才知道架线工下工地总是几个月或者半年不回家。一听说他姑父不回家，我觉得自己一个成年人住在一个非亲非故的妇人家一万个不合适，坚决要去住旅馆。姑姑劝我：“哪个人出门还能背着房子？我家掌柜也是一年四季流浪，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踏踏实实住下，和我侄儿聊聊天，明天让他带着你去找人。”我说：“明天的事我都听你们的，今晚一定要住外面。”

　　由于地处偏僻，我住进了一个骡马大店。不大的房间里有三十多张床，每个床位只要两块钱。躺在光床板上，听着院子里不绝于耳的吆喝声，看着房间里解铺盖入住卷行李走人地轮换。天麻麻亮我就到了公交车站牌下。我想乘第一班公交车赶到舅舅的内弟家。可我发现星期天的首班车是8点。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太早去打扰他们，只好在他们小区门外绕圈子跑步。

　　他出来喊我时刚过7点。姑姑做了葱花荷包蛋，做了油炸小米糕，做了炝锅酸白菜。8点的首班公交车一到，我们挺着滚圆的肚皮上车出发。我们还是迟了一步。舅舅的内弟小两口今天回门，他们没睡懒觉……

　　我们只好去了省委。可是我的好运气一直没有到来，没有等到舅舅。

　　我把提包里的礼物拿出来。无非是一点烟酒和几个军用罐头。我将礼物一分为二，烟酒托门岗帮忙带给舅舅，罐头送给旅伴品尝。门岗答应转交，旅伴却拒不接受。他让我再去姑姑家，明天肯定能找到舅舅。我不得不向他亮明身份、通报行程。他看到我提包里的军装后没有再推托。他接过那几个罐头后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痛心疾首地自责：“早知你的时间这么紧张，昨天说啥也不会强行把你拉到城外，应该送你在舅舅内弟家的附近找个差不多的旅馆住下。这样你大清早一准能把他们堵在家门口。”

　　他把我送到了车站，又执意把我送上了火车。他一直在自责，甚至把自己骂成一头蠢驴，认为他是利用看守行李的“功劳”绑架了我。他最后说，由于自己的固执，让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等我以后再来看舅舅，他要好好招待一下我，赎他的“罪孽”。

　　三年之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可供选择的几个单位中，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宁夏送变电公司，毫不犹豫地做了一名架线工。

　　我不知道我后半生的职业是否与那一年的那一趟旅行有关，是否与那名旅伴有关。遗憾的是我已想不起他的名字。我只记住那是1985年的春天。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出租车。那个年代最不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真情。（配图摄影：高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