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井旁的母亲

    母亲一辈子历经的苦难，恰似年轻时的头发一样茂密。除了晚年，她大半辈子都在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而和命运较劲。

　　母亲1923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境内湘桂铁路旁一个小山村。童年时期，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作祟，使得她虽然出生书香门第，也得不到读书机会，成了“睁眼瞎”一个。少年时代，她跟随大人经常在山林沟壑间奔波，躲避日本鬼子沿交通干道到乡下的扫荡，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才结束担惊受怕的日子。在媒人撮合下，她与我父亲结为秦晋之好，度过了一段虽不富裕但最舒心的日子。伴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化，1959年至1961年苦日子到来，家运大幅逆转。由敞开肚皮吃改为定量，由定量再不断下调。干的不够吃就加大兑水量，改吃稀的。稀的不顶饿，成年人吃两大海碗，没多久肚子就咕咕叫上了。为渡过难关，顺应“低指标，瓜菜代”的形势，父母走向田垄、旱土和山野，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野菜树皮。因为饥饿，父亲落下严重病根，后来即便粮食状况好转，身体也无可挽回地一天天衰弱下去。1966 年的一个凌晨，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人世。其时，母亲43 岁，我两岁。姐姐15岁，大哥、二哥分别为8岁和6岁。

　　母亲从巨大悲痛中振作起来，率领我们四个喽啰兵不屈不挠地奋力前行。身单力薄的母亲在娘家没干过啥农活，最多做点女红之类。现在，她瘦弱的肩膀承接了全家重担，没日没夜忙碌在田野和灶台间。常常别人还沉醉在梦乡中，我家老旧的木门已吱呀一声划破黎明前的寂静，母亲要么出门上地里干活，要么挑水去了。生产队社员凭工分吃饭，工分多，口粮多，工分少，口粮就少。我们家就母亲一个吃七分的劳力，口粮没法养活一家大小，没办法，母亲流着泪咬着牙把成绩很好的姐姐从学校召回，加入生产队劳动大军。每个分稻谷的夜晚，都是全家兴师动众高度关注的时刻。每次年终分配，生产队照例要干塘和分鱼。家家户户一年的工分扣除口粮外，全部兑现成活蹦乱跳的草鱼、鲢鱼、鲤鱼的光景，也是我们家焦灼等待望眼欲穿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期待和高兴啊，哪一分钱不是母亲和姐姐一滴汗珠掉在地上摔成八瓣挣来的呢？

　　印象最深的是每年大年三十，仪式感特别强。在我今天看来，年夜饭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其神圣庄严程度，恐怕与开国大典无异。没有上漆、坑坑洼洼的矮桌上，上席永远空着，是为父亲留的，摆上碗筷，斟满一杯谷酒。即便我们帮母亲端菜，不懂规矩，鱼头没有对准上席，母亲也会一声不响地纠偏。动筷子前，母亲会习惯性地“讲几句”。她讲的内容一般是先请我父亲回来吃饭，放开吃，放开喝，子女都好好的，没烫着，没冻着，即使做媒的人把门槛踏低踏平，她也不会离开泉碧头（注：我们村组的名字），她要看着子女长大，父亲不用担心。然后，她一一望向我们，告诫我们下力做事，使劲读书，做出人来，莫让人看扁了。最后，母亲面对她辛苦一整天的劳动成果，像发令似地说：“吃吧！”我们便风卷残云，个个吃得肚圆。现在回想起来，真搞不懂当年为什么吃得那么香，因为现在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感觉了。

　　冬季晃，吃斋汤；饭不够，红薯凑。这个顺口溜不知是母亲学来的，还是她自己总结出来的。反正她一念叨这十二个字，我们就知道，该吃斋汤和红薯了。冬季地里事少，人相对清闲一些，母亲精打细算，晚餐立马改为斋汤，免得其它季节尤其农忙无米下锅。斋汤是老家的叫法，其实就是大米磨成粉之后加水煮成的糊糊，目的无非为了省粮。滚烫的斋汤被母亲注入大海碗，稀得似能照见人影，低温下很快凝结成块。母亲拿出筷子在中间划个十字，刚好一分为四，我们四兄弟姊妹一人一块。每当此时，母亲不是在柴屋里低头烧火，就是借故走开。我们那时不懂事，不知道母亲也正饥肠辘辘呢。记得姐姐多次唤母亲也吃一点，母亲每每以自己不饿来回应。

　　母亲和姐姐不惜力气，精耕细作，自留地底肥施得扎实，我们家不管是号称“半年粮”的红薯还是经济作物，都比别人平均产出高。红薯收获季节，一担担沉甸甸的红薯挂在母亲和姐姐双肩往家挑，路上扁担和着上下弹跳的节奏发出欢快的嗤嗤声，引得路人艳羡和礼赞。红薯不像米饭，天天吃会腻歪，母亲就在吃法上动脑筋，红薯掺饭啦，加工成淀粉煮着吃啦，或者焖熟晒干切片吃。有一次母亲下定决心，熬了一次红薯糖，成本是高了点，但在缺吃少穿的岁月里让我们大饱了口福，为难捱的日子增添了亮色。大哥、二哥稍大一点，就为生产队喂牛、拾牛粪狗粪赚取工分，减轻母亲和姐姐的压力。我也一样，从七八岁起，就下田扯秧插秧，寻猪草，拾稻穗，点诱蛾灯，十一二岁就到十多里远的地方去砍柴，大清早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担“棍子柴”。农活除了犁田、背打稻机，我基本干了个遍。

　　生活再艰难，母亲坚持一条，已经对不住女儿了，不能再对不住三个儿子，活要干，书要读。母亲一个一个把我们送进学校。队里有人说，读书是吃饭，不读书也是吃饭，不读书要捏锄头把，读书也是捏锄头把，书有什么读头？母亲不为所动。小学阶段，我急需一本新华字典，母亲要我向队里一个天天白进红出、活钱不断的杀猪匠借五毛钱，钱没借到，还挨了一顿含沙射影的数落：我没开银行，哪有钱呐？我有钱不晓得送小孩上学读书呐？母亲听完我的叙述，眼泪夺眶而出。

　　一个书包就是一份负担。尽管那时读书费用与现在比便宜得多，问题是那时农村连油盐钱都吃紧，几乎没有活钱来源，学费再低也难筹措。母亲不肯向命运妥协，她觅得了来活钱的路子，到祁东县城和附近集市上趸买趸卖，赚取差价。新鲜黄豆上市的季节，她收购黄豆，再择机集中卖出，新鲜花生出土的季节，她又收购花生……队里有人发话了，你经常搞投机倒把，小心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母亲胆小，只好把起床时间提前。别人赶到圩场，她的生意已办妥回返，从不影响正常出工。母亲的选择，孕育了改变子女命运的种子。后来我两个哥哥做生意发家致富，我靠读书跳出“ 农门”，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都与母亲送子读书打下较好的知识底子息息相关。

　　后来，母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终究拗不过我们，轮番到我们兄弟姊妹家生活。我们都忙，没有人专门陪她，她依然不适应。没人陪她聊天时，她自己挪到窗口，看窗外的风景，看狗打架，看麻雀追逐嬉戏，看车来车往，看人进进出出，一看就是小半天。2006 年7 月，母亲在83 岁高龄含笑而去。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兄弟姊妹多少都有点愧疚，我们在忙于赚钱的同时，忽视了对母亲的精神赡养。现在我们念叨尽孝不能等，又有什么用呢？

　　母亲去世当天，我火速赶回老家，奇怪的是，跪在灵堂和母亲遗像前，我居然哭不出来，没有一滴眼泪。安葬母亲的地方，刚好面对着四五十米开外的一口老井。老井不知是哪朝哪代开挖的。这口老井见证了母亲的勤劳坚韧，爱美和善良，目睹了她从青丝缕缕到风烛残年的渐进变化。母亲平时没时间照镜子，望着井中的自己，会不由自主地理理头发，抚平衣服上的褶皱。这里也成了她安息的地方。（作者系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江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