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中煤炭需鲜明定位

　　 过去数十年，能源品种此消彼长。绿色、清洁、低碳的能源转型已成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能源转型过程中，优质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减煤”趋势显而易见，反映出全球能源系统的不断优化与进步。

　　纵观发达国家能源总量和能源结构的变迁与转型的轨迹，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其一，当一个国家第二产业的GDP比重出现明显下降十年之后，能源消费增速会开始明显下降。比如，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差不多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而能源消费增长率的减慢不约而同地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二，当一个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约20年后，其能源消费的部门结构开始趋于稳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其主要特征是传统产业不断退出，新兴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涌现。例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退出钢铁等传统工业，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日本、德国从60―70年代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新兴产业。这些国家进入后工业化后，其GDP能源强度大大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基本趋于平稳。后工业化时代能源消费增长主要来自交通运输、居住、商业等部门，工业部门中煤炭和原油比例下降，能源消费产品与部门结构开始稳定。

　　经过了能源转型的西方国家，出于能源安全和多元化发展的考虑，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煤炭比例。目前，煤炭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分别是，美国20%，日本27.1%，欧盟17%，德国25%，英国18.3%，不多也不少，煤炭依然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西方国家能源转型有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节能环保减排政策抑制了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二是新能源技术发展带来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国能源转型规律与世界能源转型的规律大致趋同，不会相去甚远，若做以上横向比较，预计我国的能源转型、能源消费总量出现平稳、结构实现优化过程估计还需约30年时间。由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殊性，转型过程中“减煤”趋势必然出现，当“减煤”过程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去煤化”、“去煤炭主力化”、“革煤炭的命”、“煤炭终结论”等观点源源不断，煤炭行业去产能、去“僵尸”企业的社会影响也非同凡响，煤炭似乎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一些煤炭企业对自身未来发展缺乏信心，悲观主义抬头，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动力严重不足。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煤炭工业去产能、转型升级工作、促进煤炭清洁化发展的形势下，给予我国煤炭发展一个准确的战略定位是非常必要的。

　　据我国煤炭工业“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预计50亿吨标煤，煤炭消费预计41亿吨，占比58%。国内外权威机构预测未来中国煤炭能源消费比例表明：2030年为45%、2050年约40%。可见，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难以撼动。

　　我国能源转型与能源革命的战略方向是化石能源清洁化，非化石能源规模化，能源系统智能化。化石能源清洁化发展首当其冲，是重中之重。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能源网络终端消费的能源品种主要是电力，电力来自于多元化的清洁能源发电系统。清洁能源不但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也包括从清洁的传统化石能源转化产生的电力。目前我国煤电技术效率与排放水平技术上可以做到世界一流，近零生态环境损害的煤炭开采与利用颠覆性技术正在孕育和取得突破，生物、化学去除二氧化碳技术取得若干进展。煤电实现清洁化和无害化在不远的将来不无可能。煤炭只要能清洁高效利用，并达到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的标准，就应该属于清洁能源之列。我国煤炭的未来只须在能源市场上与其它能源比拼综合实力，任由市场规则与标准来检验和抉择。国家在能源战略期内对煤炭的定位必须鲜明，不能被过度“去煤化”的思潮所忽悠，而要为煤炭自身清洁化革命创造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