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之问”日本欠世界一个答案

　　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30年后，福岛核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危害更大

　　当记者驱车来到距福岛核电站约40公里的饭馆村，眼前的景象几乎是恐怖电影里的“鬼城”：人迹寥寥、杂草丛生、污水遍地，只有乌鸦的叫声偶尔刺破寂静。

　　日本摄影家飞田晋秀30多次深入灾区，用镜头记录这一幅幅景象，镜头后的他时常潸然泪下，但更多时候，他感到的是“怒火中烧”。

　　让飞田愤怒的是，他亲眼目睹核事故后罹患甲状腺癌的灾民承受着痛苦与孤独，却求助无门。2015年年底，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津田敏秀等人在国际医学杂志《流行病学》上发表论文指出，受福岛核事故泄漏大量放射性物质影响，福岛县内儿童甲状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到50倍，已远超统计学的误差范围，预计今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患者。然而，这篇论文发表后，至今没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岛县的重视，反而招致反驳和批评。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今年1月也曾致函日本政府，对福岛儿童甲状腺癌高发表示“忧虑”，并表示可以作为专家组织支持福岛的相关调查活动。不过，国际调查活动的请求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无疾而终。

　　5年过去了，福岛核事故的“后遗症”不仅是高发的儿童甲状腺癌罹患率。更让人们愤怒和担心的，则是日本政府异常的“淡定乐观”，以及那些“被消失”的真相。

　　福岛核事故处理需要多少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几何？去污染做到了什么程度？废物最终如何处理？……自灾难发生起，“福岛之问”就从未间断，不仅从未被解答，反而越积越多。日本方面有意无意对事实淡化处理，几乎成为相关国际机构和专家的普遍观感。福岛核事故作为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7级核事故之一，各国专家对其影响仍所知甚少。

　　日本政府有意淡化核事故影响，从其国内来讲，意在逃避各种政治压力，避免影响日本形象，尤其是担心外界质疑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否安全可靠。的确，国家形象、食品安全、观光影响、核能政策、医保负担、公害诉讼等，日本政府要担心的东西不少。但任何一个，都不应成为“天机不可泄露”的理由。

　　从国际上讲，这是其缺乏道义与责任感的表现。日本政府2013年8月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天有至少300吨遭受核污染的地下水流入海洋，且这种情况可能在核事故发生后一直存在。但在同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申奥陈述时向全世界夸口，核污水“得到控制”“完全没有问题”。事实上，东京申奥成功后，福岛仍然不止一次发生过核污水外排或泄漏情况。福岛县一个地方议会甚至就此发出抗议信，批评安倍的说法“违背事实，有重大问题”。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2011年4月曾对半衰期约为30年的放射性铯的扩散情形进行计算机模拟演算，结果发现，放射性铯顺着海流5年后将到达北美，10年后回到亚洲东部，30年后几乎扩散到整个太平洋，长期影响值得关注。日本福岛大学环境放射能研究所教授青山道夫也在2015年说，预计一年内将有约800万亿贝克勒尔的放射性铯到达北美大陆西海岸。铯137是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最主要放射性物质。青山说，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监测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对在鱼类体内富集的危险发出警告。

　　真相亟待正视。“（日方）与公众的沟通做得太差了。”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肯・比塞勒直言。比塞勒自2011年起研究福岛核事故对海洋的影响，并在该机构内创立了海洋环境辐射中心。他对记者说，福岛核事故对海洋的影响是空前的，因为泄漏的放射性物质80%都进入了海洋。

　　多国专家指出，日方刻意淡化了核事故对环境、健康、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的长远影响。德国汉诺威大学放射生态学和辐射防护研究所教授格奥尔格・施泰因豪泽告诉记者，有分析显示，事故后，日本对于部分受污染地域的肉类的监控不够及时，一些放射物超标的受污染牛肉因此可能流入了市场。

　　时至今日，日本的食品问题不但困扰着自身，还波及周边。4月29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称，发现两个品牌共4个日本进口干冬菇样本含微量辐射。5月11日，位于日本东京北部约100公里的枥木县一所小学的校餐被检出放射性铯超标，其中竹笋的放射性铯超标一倍以上。

　　更有专家警示，日本当局有可能对事故处置和善后盲目乐观，以致对消除事故影响面着力不够。日本儿科医生、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顾问黑部信一曾走访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疗养设施。他指出，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比，福岛核事故后建成的相关疗养机构过少，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30年后，福岛核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危害更大。

　　在如此重大、影响深远的核事故面前，无论对于受影响的国民还是国际社会，日本都没有理由选择避重就轻。出于政治或其他任何目的而无视灾难，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福岛之问”，日本仍欠世界一个答案。□文/《望》新闻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