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绿色革新的代价高昂（聚焦）

电力18讯：安东尼・法约拉　　

　　在国这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积极的国度，像波克洛普这样的普通家庭每次点亮家里的灯光，几乎都可以听到钱像流水般花花流走的声音。

　　国每度电的价格约是美国的3倍，另外高达50％的生态税让国的汽油价格攀升至每加仑8美元（一美国加仑约合3.785公升――编者注）。为了节约开支，这个三口之家不得不在夜里拔掉除冰箱之外所有家电的插头，不再以车代步，甚至减少洗蒸气浴的次数――要知道这可是德国人最喜欢的消遣。

　　距离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仅有一周的时间，这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好向世人展现了低碳经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国的经验证明，两全是不能齐美的。要保障绿色产业就业率持续增长，就得征收高电价。国目前的碳排量已经减少到与1990年持平。早在数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新国，即通过升级或拆除原东德能效又低、污染又严重的工厂，完成了国最大规模的一轮减排行动。国的出口规模比中国还大，走出经济危机的速度却快过美国，它用事实证明了减排与经济发展并不相悖。

　　人们普遍担心，严苛的环境政策可能会在2013年之后，引发工业企业裁员狂潮。不过高能效建材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茁壮成长，使得一些对国环保政策最看不顺眼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绿色产业带来的工作机会所能创造的价值比它花费的投资要多得多。在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太阳能企业的德国，光是可再生能源一项，就创造了26万个工作机会，几乎等同于全国汽车工业工人总数的1/4。而汽车工业是国目前最主要的工业。

　　安迪亚斯・波克洛普出生在盖尔森基兴，这个国乃至全欧洲闻名的“煤都”，其人口自1980年国政府取消扶持煤炭工业的政策之后，锐减了1/4。当地最后一座煤窑将于今年年底彻底走入历史。不过由于国推出了加大替代能源发展的政策，盖尔森基兴和周边地区重新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很多公司慕名而来，就在废弃的钢铁厂原址上修建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厂房。

　　还有一些当地企业，比如有145年采煤装备制造历史的艾柯夫（Eickhoff），则选择华丽转身，进军风电。尽管艾柯夫目前拥有1300名员工，远赶不上上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2000名员工的规模，但国以及国外对风电设备的巨大需求使公司员工数量在1995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38岁的马约拉・波克洛普就是公司转型的受惠者之一，她2004年被招进总部从事行政工作。

　　然而安迪亚斯・波克洛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政策转型，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炼煤厂下岗。大部分专家认为国家取消对煤化工产业的扶持是迟早的事，实际上此举与其说是出于环保的考虑，还不如说是出于经济效益上的考量：国自产的煤炭敌不过廉价的进口煤炭。

　　尽管安迪亚斯随后在离家不远的诺基亚工厂谋到份技术工人的差事，但不幸的是，去年工厂迁往人力资源更低廉并且提供税收优惠的罗马尼亚，他再次丢掉了工作。

　　波克洛普一家回忆说，每次要缴电费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现在富裕的德国家庭都开始用太阳能板或者热泵自己发电，这样他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之内就能挽回之前因支付高价公共电力所造成的损失，然而波克洛普却买不起前期的设备，即使算上政府的补贴，他们还需要拿出八千到两万美元。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依赖国家的公共电网，并一如既往地支付全球最昂贵的电费。

　　电价之所以居高不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电力几乎是个垄断行业，电力公司基本没有什么竞争，而且它们消耗的原油、天然气和煤炭都由国家负责进口。另外政府通过提高税率来鼓励消费者节约用电和筹措资金支援替代能源产业的发展。而且根据国欧克应用生态研究所的数据，国的公用事业单位还把因欧盟碳交易体系产生的每年高达105亿美元的额外成本转嫁给普通消费者。

　　“我完全赞成应对气候变化，”马约拉・波克洛普说，“但我们总觉得付出的代价太高。”

　　（来源：《华盛顿邮报》，文章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白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