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煤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电力18讯：

 eo记者 姜黎

 

2018年8月初，贵州发生了今年全国第一起煤矿重大事故。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就事故约谈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约谈强调，贵州省和六盘水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剖析和整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煤炭产业结构不合理，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不到位，采掘失调矛盾突出，采煤方法落后，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瓦斯事故多发，特别是小煤矿数量多，办矿主体资质能力不足，办矿管矿标准不高等突出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7月，六盘水市供应电煤173.48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48.93%。刚刚打赢了一场“电煤保供战”的贵州，此时又要为煤矿生产安全问题“劳碌”。要知道，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初，贵州电力数次红色预警，几度错峰限电。

 

当事各方回忆，上半年需求还是疲软的，一进入下半年电煤就突然紧张了。就在煤炭、电力“过剩”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电煤竟在瞬间供应紧张？更多人相信，这是一系列变化纠缠在一起，产生出的难以预测的结果。

 

不同于北方地区的几个煤炭大省，贵州煤矿往往被业界称为“鸡窝煤”，规模小、数量多是其主要特征，而这些小煤矿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当地电厂的运转。2010年，淘汰落后产能的号角吹响，贵州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力度也随之加码，年产量在30万吨以下的矿井成了“最不受欢迎”的那一拨，这其中包括大量已经长期停产停建或资源枯竭的无效产能，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因为产能太小，加上环保等方面不达标，被规模化的煤矿。

 

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一个行业整体向上发展，同时也利于各方监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缺乏对基础条件的充分考虑，只在数量上“一刀切”，很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震动。

 

而在去产能之前，以民营为主的贵州煤炭行业已经陷入低谷，极度缺乏资金，人员流失严重，对一个即将自然进入产业洗牌、升级的行业，是否还需要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加速其进入下一个发展周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其著作《大繁荣》中认为，政府的职责不是选择产业，而是造就商业部门的创造力、激励企业家的创新。

 

放到煤炭行业，收紧金融政策，财政鼓励机械化生产，引导人才流动等，用于促进产业升级似乎就已经足够。直接选择产业的优点在于见效快，而风险在于，计划与市场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行政命令始终落后于市场的供需变化，导致需要在短时间内补上更多紧急政策，绞尽脑汁平衡产业链上下游，才能重新把“狂野”的市场捆回正轨。

 

贵州电煤紧张也并不是一家之事，其周边各省区，如重庆、云南、广西等都有从贵州进口煤炭的需求，在全国去产能的环境下，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从而加剧了省内供应的紧急程度，以至于政府只能强制企业把煤留在省内甚至市内，再现十年前大凝冻时“电追煤”的极为“不市场”的场景。

 

除了电煤会在区域间流动之外，电力也并非局限于省内。电煤供应紧张的这段时间里，西电东送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贵州完成西电东送政府间协议电量比例同期下降明显，而这无疑对南方各省区的送受电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当西部省份电力多余时，高价也要东部省份接，而当东部省份需要电力支持时，西部省份又可能因为自身负荷的提升或供应不足而“救不了火”。

 

部分业内人士提出，西电东送极大地促进了省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放开，是时候考虑从政府间协议转向基于供求关系的市场机制运作了。

 

基础性能源的供需出现突变，很可能影响所在省份周边地区的供需情况，产生“蝴蝶效应”，扩散风险。

 

虽然目前电煤保供压力已逐渐减轻，但产能释放的路径选择和接踵而来的安全生产压力仍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只希望煤电两大行业再也不必经历从产能过剩到保供应的“无缝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