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电文化：独家专访诗集《疼痛》作者姚瑶

　　在《疼痛》中用诗歌寻找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

　　中电新闻网记者：孙桂芳

　　被采访人：姚瑶

　　记者：疼痛，应该是来自于肉体的一种感受，可是当翻开您的诗集一首一首读下去，我不能不说，这种疼痛是来自于精神上的。您的每一首诗都如一把刀，一刀一刀的剜着人的心，未必会血流成河，但却自心底生出一种钝钝的《疼痛》，我想阅读者感受到的疼痛，应该是您对生命最切身的一种体会吧？

　　姚瑶：一直以来，我认为我是生活的弱者，一个永远生活在乡下而又不断背叛乡村而接近城市的疼痛者，当我面对庞大的生活空间给我无尽的窒息的时候，我选择写作，把内心的迷惑、寂寞、恐惧、疼痛和期待付诸文字。

　　在这个内心烦躁的时代，唯有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字，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些许宁静，找到更多的疼痛的尊严！

　　这也许是我写作的终极意义和对生命切身的体会。

　　记者：每个生命都渴望呐喊，都企图用呐喊来释放自己积蕴的情感，或者抵达向外部世界的诉求。然而，在人们钟情于快餐阅读的时代，您却选择了最远离功利的文学体裁诗歌作为载体，来承载您那沉重的情感世界。真正的诗歌是高贵的，却也是寂寞的，我想您不是在进行创作，而是通过诗歌完成一种自我救赎，是这样吗？

　　姚瑶：我们的生命，因为文学而多了一些绚烂的皱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诗歌，而多一份心灵的承受和担当，是很美好的。

　　为什么需要诗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很可笑的事情。可我笑不起来，我们的一生中从来不缺少诗歌滋养，从你懂事的那天起，你就烙上诗歌的印记，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国度，更是如此。诗歌伴随着我们一生，诗歌能沐浴我们浮躁的内心，使我们在这个物欲的时代，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最初接触诗歌是上世纪90年代，写了大量鲁迅笔下桑葚轻轻一触就流出紫水的诗歌，在《花溪》《山花》等刊物发表，之后写过小说、散文，都不成器，因为工作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的时候在思考，停滞不前。《疼痛》是我有意识、有情怀、有知觉的一次实践，是对存在的感知中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疼痛感。重要的不在于疼痛――疼痛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命体验――而在于为什么疼痛，在于疼痛的深度与广度。

　　记者：您的诗大都是关于父亲的。写父亲的前世和今生，写父亲的辛劳和病苦。但无论从主体的内感与主客关系上，您通过父亲的角色表达您对生命体验的深度，都超过其语言所承载的意义。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您找到了一个人独有的生命发现渠道与语感体系，形成一个只属于您自己的诗意世界。但这个诗意的世界，却是灰色的，我从中感受不到明亮的色彩。

　　姚瑶：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打算写的乡村式文字，被城市生活的琐碎或者是规则或者是潜移默化，搞得支离破碎。说句实在话，我们的乡村或者乡村伦理在大面积消逝，整个乡村的秩序被打破，如果心里的写作没有建立在疼痛之上，那么写作是极端可笑的。基于这一点，我不能逃避。

　　这就是当前乡村的现实，由不得我们选择，我在担心：随着城镇化进度的加快，我们温暖的怀想还能够继续多久，在更加久远的时间里，我们还有没有对乡村思念的美丽借口，或者在那一天，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心灵家园？

　　在这个工业时代，个体的空间越来越被世俗的力量剥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我们正被集约的社会打磨得体无完肤，形成一种固定的角色，就像：你就是姚瑶，你不会成为别人，别人也不会成为你，你不要对这个社会太多的期待，这社会很可能从来就不缺少你。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作品了，中断自己的高潮和灵感，扼杀自己的激情和梦想。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某一天我又发现我开始写诗的时候，心里的诧异和激动，来得是那么的猛然。

　　这就是疼痛的原因。在我的诗集《疼痛》中，写到父亲、写到故乡、写到痛到灵魂深处的细节。一生终老在故乡的父亲，是我联系乡村生活的纽带，随着父亲的去世，这条纽带随之而断。

　　在这里，疼痛源自于父亲，来自于父亲的死亡，但疼痛却与整个生命和生活连结着，这种疼痛是一个执着于生的孤独者的疼痛，是一个从死亡中走出来的梦呓者的疼痛，是一个饱含着悲怆情感和悲悯情怀的歌者的疼痛。疼痛表达的是对生命与生活的一种敬畏与致敬。这种疼痛是诗人的，但也是我们大家的。

　　感受不到明亮的色彩很正常，我写下每一个汉字，心里有种莫名的痛感，有很多首诗歌我是流着眼泪完成的。这部作品发行后，昆明一读者很失态的痛哭流涕，他的失态一定代表了我。

　　以“疼痛”感受到了死亡与活着的疼痛、乡村与城市的疼痛、现代文明与乡村世俗的疼痛，疼痛是一种病，一种无法医治的精神之病，因为故乡无法重活，因为城市已经沦丧，因为人生已经离乱，因为生命已经黯淡。我就这样残忍而无奈把读者带入我疼痛的诗境，但愿我们能从疼痛中走出，给生命的底色一丝光亮。

　　记者：在阅读您的诗歌时，我常常会有一种错觉，您的父亲其实是代表了正在远去的乡村，代表了您对故园的留恋，因此在您的诗行里无处不弥漫着一种士大夫的情怀，是这样吗？

　　姚瑶：在我诸多的文字里，我多次提到我的胞衣之地――圭研，我一直这么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道德向善的地方。生命中的某个地方，让你在无数次要回去的而借以美丽借口而无法回去，心痛缠绕着你，使你长夜的失眠。那个叫住故乡的地方不远不近，可以远在天涯，也可以近在自己的身边，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你。

　　“谁能拯救一座村庄的沉沦/和心灵无限的伤感。”这是我对故乡的发问，也是对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的发问，随着乡村的衰败，随着河床的干枯，随着传统的遗弃，随着现代生活的侵蚀，我们的故乡是否还是那个保持着原计原味乡土风情的故乡？

　　这部诗集《疼痛》，只是一个片段而已，诸多的细节还在等待着我去抒写。我知道诗人的精神有些时候是需要有绝对的苦难感和疼痛感。诗人的视野，更多的是内心世界的宣扬，敢于正视现实的同时，强调悲悯的成份，揭疼灵魂的伤疤，更多的文字是来自内心，如果在疼痛中切合了主题，或者在诗歌中找到了疼痛的尊严，也许是天意。

　　博尔赫斯说过：“我们都只读我们喜欢的读物――不过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写的。”所以，写作在更大层面上，我是在寻找遥远乡村生活中琐碎情绪，表达自己在琐碎生活中的疼痛感。

　　有时，我疲惫地窝在书房，轻声地朗诵自己的诗歌，我眼睛总会潮湿。毋庸置疑，大多数时候，我们羡慕着城市的艳华，在别人的城市里，我们同样可以放牧自己的思想，耕种自己的庄稼，收获自己的粮食。

　　您提到的士大夫的情怀，就是一种担当精神，我是这么认为的。当下，中国人大都在动物地活着。这是个唯经济、唯物、唯钱、唯快、唯新的时代，这是一个缺失信仰的病态时代，如诗人雷平阳所说，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成了一个人人都难辞其咎的作案现场。这个时代对环境的破坏，对文化的破坏，对人心的破坏，是几代人都恢复不了的。惨重的代价，换来了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满足，但没有换到幸福。我们面对故土的消失，很多时候爱莫能助，只能用心灵去祈祷和呼唤。

　　记者：有人说诗最早起源于种族的祭祀与巫术，因此，诗歌应是灵魂的启示录。但是在诗歌社会地位江河日下的历史进程中，以您做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又如何判定一首诗或者一个诗人是好诗、好诗人？

　　姚瑶：《疼痛》里面的诗歌，包括我现在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希望中文系学院派的老学究喜欢，同时初中会看情书的小青年，也看得懂。诗歌可以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片段，读者有一点小收获、小美感、小沉思就行了。这也是我对诗歌创作的态度和评价一首诗歌的好坏标准。

　　当下很多诗歌，有着晦涩、难懂，我认为诗歌应该回到叙事的本质上来，从古到今，我们无不受叙述的侵染。

　　重提叙事，是对人类伟大诗歌传统的致敬，是诗歌的魂兮归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史上，诗歌沦为了囗号和空洞的宣教与说理，背负起了本来不属于诗歌的“历史使命”。叙事、语言属性、个人精神空间和审美追求的复活，终于让诗歌回到了它自己的路上。

　　著名诗人雷平阳这样说的：现代诗的复杂性导致了写作资源和受恩渠道的多向性。云南的创世古歌和史诗对我确立诗歌的现场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包括美学、哲学、宗教等等元素的获得。对于诗歌写作，我还得求救于中国的传统诗歌精神以及世界上令我为之倾倒的一切文明。诗歌不是一座孤岛，有开辟性和未来性的诗歌更应该建构一个属于自己而又能包容万象的诗意帝国。

　　在我们黔东南，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有着和云南一样的创作元素。我也在试图突破。

　　　孙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