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法》对能源结构影响深远

电力18讯：    2月28日，《可再生能源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高票通过。媒体评论，该法的通过将对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这样的结果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当月两条占据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已经为之做好了舆论铺垫：2月16 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我国政府和民间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庆贺；此前两天，辽宁孙家湾煤矿的214名矿工的生命之灯却在黑暗的巷道中熄灭。

　　而能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是我国能源结构这根主线，无论讨论前者或是后者，优化能源结构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能源多元化已经成为人们最为急切的期盼。

　　失衡的能源结构

　　长期以来，煤炭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70 ％左右。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明显失衡。

　　实际上，这种失衡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我国能源赋存在现实中的映射。最新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探明的可利用的煤炭总量接近1900亿吨，而石油只有33亿吨，天然气43亿立方米。

　　煤多、油少、气短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传递到电力层面时就形成了煤电的“一股独大”，而“电荒”又在客观上为倾斜的电力结构推波助澜。一方面，饥渴的电力市场引来各投资方迫不及待地上马“短平快”的煤电项目，以期尽快拿到回报。另一方面，廉价的煤炭将为电力投资者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精明的投资者不可能算不好这道小学算术题。有人担心，如果没有政策上的调控，煤电项目仍将继续居高不下，我国的电力结构将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在去年的电力项目投资的图表上端倪已显，煤电项目高扬的红色箭头直指90％坐标高位。

　　尽管去年实施的《能源中长期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大力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休止地大上煤电机组。专家对此的解读是，这句话的重音是在“优化”二字上。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认为，目前，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高达70％的比例说明，我们的能源结构不是优化的。对于煤炭我们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不是越多越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的生产能力不是一个可任意增长的数量，当煤炭年产量达到20亿吨的时候，就是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一界限，煤炭的开采难度就加大，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增长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失衡的能源消费结构已使电力行业初尝苦果。由于煤炭的紧缺和运输的掣肘，很多机组不得不停机待煤，企业生产经营如履薄冰。实际上，近两年来煤电之间的价格“口水战”，明面上是两个行业在追本逐利，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在为市场而战。也就是说，能源需求端已经发力，我国的能源能否可持续地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已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能源多元化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

　　呼唤能源多元化

　　如果说去年的电荒、煤荒是促使《能源中长期发展纲要》破壳而出的原因之一，那么，今年的“环保风暴”、矿难必将给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一个加速度。

　　从国际方面看，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中国在体味到刹那的轻松后，旋即感到了压力。一方面，根据规定到2012 年之前中国暂无减排义务。另一方面，中国的实际排量已居世界前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要实行“达标”排放难度肯定不小。因此，有专家认为，仅仅将《京都议定书》看成一份环保契约是远远不够的。对中国而言，在其约束下，尽快利用其中的“ 优惠政策”，比如：“清洁发展机制(CDM)”，来优化中国的能源结构，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首要任务。

　　从国内方面看，2月14日，辽宁孙家湾煤矿发生矿难，214名矿工不幸遇难。“214”这三个阿拉伯字母偶然重复的背后，是煤炭的供不应求。对于煤炭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中国能源的一处隐伤，因而，必须加快发展替代能源，来满足全面可持性发展提出的要求。

　　实际上，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为优化能源结构而努力，石油打是他们打出的最有份量的一张牌。近两年来，无论是中国领导人频繁的能源外交，还是石油业界对境外市场的开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长袖擅舞中，一双双暗自用力的手。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国际的原油市场上中国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去年中国就为国际原油的“非理性高涨”额外支付1亿美元。最为重要的是稳定可靠油源难以确保，夹裹着政治、经济、军事、金融等因素的油源博弈，使得原油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世界能源地图上中俄输油管线反复擦改就是一个有力例证。有一些国际观察家至今仍然认为，美伊战争的背后依稀可见石油的影子。

　　据了解，2004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达到1.2亿吨。能源专家认为，考虑到国家能源安全问题，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决不能单纯地依靠进口石油，解决中国能源结构问题必须实行能源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