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三峡工程质疑

电力18讯：    本报记者  张赋宇

谁是重大工程项目的负责人

《21世纪》：三峡工程正在蓄水，全国瞩目。据报道，有关方面决定将135米蓄水目标提前至6月10日23时实现。相应地，三峡工程试通航、发电等方面也作好了准备。作为工程和能源方面的专家，您现在对三峡工程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三峡工程经过了几十年的论证，最后开工了，应该说决策过程做得是很不错的。相形之下，近些年来的许多工程，像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特大工程的论证决策就没有三峡工程做得那样充分了。这样看，一些重大工程的决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当然，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也搀杂了一些“非专业”的因素，也就是行政性因素；其实，对于这样重大的工程，行政部门应该有意识地把问题留给专家去论证。事物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由于行政因素介入过多，“好心办了坏事”的现象经常发生。

《21世纪》：对于像这样的特大工程，您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吗？

茅于轼：有一个问题恐怕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三峡工程“报废”以后怎么办？不管它的寿命是100年300年500年还是1000年，它总有一天要“报废”。到时候留给子孙后代是什么东西？是一堆废墟还是一个生态已经完全被改变了的三峡？这是必须考虑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得到考虑。

三峡工程的论证，经济部分占了很大比重。对于这样一个特大工程，仅有经济论证是很危险的，因为价格因素的变化非常大。比如，一辆自行车和一公斤肉的比价：改革开放开始时是1：150，现在则到了1：40，鸡蛋的价格涨了1倍，工资涨了15倍，理发的价格涨了25倍。价格因素变化这么大！现在来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的经济论证，没有说服力。按现在的价格计算赚钱，但几十年以后还赚钱吗？并且，像电力这样的工程，趋势很明显，由于技术飞速进步，成本正在降低。我们今天花纳税人很多的钱投资的工程，过不了多少年就难再有竞争力，因为在未来，投资成本将大大降低。三峡工程的论证应该主要集中于它的生态后果，这样一个可能改变生态环境的工程应该非常审慎。

《21世纪》：对于管理体制，您似乎也有自己的看法？

茅于轼：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现今的管理体制能否保证大型项目的顺利实施？在现行管理体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谁对工程的成败负责？我认为这是大型工程决策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论证的文章再多，调查的工作再细，审查的级别再高，最后决策的基础仍然不是很牢固。

从名义上看，我国管理机构的每个层次都不缺负责的人。从部长、局长…一直到班长、组长，都是负责人，没有“长”的单位也有一个“单位负责人”，可是具体到某一个特大工程到底该谁负责就变得模糊了。首创提议工程项目的人，经办承建工程项目的人，都是理所当然的负责人，参与论证的人也免不了有一定的责任。大项目审查的层次也多，每个层次的审查都要负一定的责任，最高层次的最后审批者也是主要负责者。如果某项工程经过全国人大投票表决，于是投票表决的人全都成了负责人。但是，负责的人数越多，每个人所负的责任就越小，最后就接近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这样的问题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三门峡水库工程不是一个成功的项目。技术上的原因经过了广泛的调查、试验、计算和论证，可说已经弄得比较清楚，结论也比较一致。可是究竟该谁对此负责？没有人知道。工程不成功，浪费了国家几个亿的钱，处分了什么人？向纳税人有何交代？没人说得清楚。

许多大型工程，造了又炸，炸了又造，损失何止亿元？谁对此事负责？没有人知道。因此，不负责任的“负责人”把事情办错了不感到压力，造成了损失不感到内疚，依然有着特大工程“负责人”的尊严和荣耀。

复杂的大项目应该由一个没有遗漏的责任制的结构所组织起来的一群人来从事。他们各有各的界限明确的责任。一旦出了事，可以追溯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分清在这一连串因果相关的事情中每一个有关人员的责任大小。  

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机制

《21世纪》：三峡工程的争论很多，即使是关于工程的性质问题也有很多争论，它和体制运作也有关系吗？

刘海波：到目前为止，三峡工程争论的双方主要集中在技术领域。但它涉及到的问题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行政体制和法律体制的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这样一个工程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合作，需要很多协调；二，这个工程本身是多目标的，有防洪、航运、灌溉、生态、移民、发电等等，但我们还不能误认为这仅仅是在航运、防洪、环保、发电等等诸目标的一个权衡问题，此种权衡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社会不是人那样的实体，不能把社会合作和正义的问题化约为个人理性的计算。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人的人生目的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工程对之有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追问的首先是我们确定的一个个目标的合理性，而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技术可行性和管理中防止以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