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星翼：用财税杠杆拧紧节能龙头

电力18讯：    主持人：本报记者诸巍

嘉宾：戴星翼（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

新闻背景：一季度全国共有24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电荒继续扩散。与此同时，在国际原油价格不断走高的不利条件下，我国进口原油超过3000万吨，照此推算，全年原油进口将首次突破1亿吨，能源安全问题悄露端倪。不少工厂企业因为缺电，被迫停工停产，无法按时交货，甚至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国际声誉。中央政府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专门发出通知，要求从2004年到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这不但是要缓解资源瓶颈制约，更要从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主持人：所有的资源瓶颈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能源短缺。就在1998年到2001年间，当时的主流论调还是全国电力严重过剩，甚至做出过“三年不建新电力项目”的决定，为什么短短几年，电力供应就从严重过剩变成了严重不足了？

戴星翼：有很多人从电力内部找原因，如电网建设滞后、区域间不平衡等等。更应看到，电力需求这两年的确增长迅猛。2002年全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5.9%，去年上半年钢铁产业用电量增长21%；每吨耗电高达15000千瓦时的电解铝，2003年增长26.5%。各种高能耗的“电老虎”，使得去年全国累计发电增长15.3%，仍旧供不应求。

主持人：为何这些高能耗的基础行业会有如此快速的增长？

戴星翼：中国经济从1996年开始进入过剩时代。新的增长过多地依靠投资拉动，却始终得不到消费的有力支持，资本无法在消费领域得到消解，只能转向别的生产要素寻找宣泄口。从前年下半年开始，新的“圈地运动”成风，各地再次掀起大建开发区、大规模投资的浪潮，很多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埋下了钢材、水泥、铝材需求量猛增的祸根。

资本有这样的需求，也正中地方政府的下怀。这与唯GDP是从的错误政绩观有关，大家已经很明白了。现在中央正大力推进改革，把环保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形成新的“绿色GDP”，这是非常可取的。我认为现行的财税制度对地方政府

行为也产生某种不良影响。自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确有了增加财政收益的动力，但也由此造成了短期利益驱动机制，只管数字增长，不讲可持续。我认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改变各地的经济增长模式，很重要的一条是，设计出让基层政府能够健康“活下去”的财税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基层政府的财政来源一般与工业无关，一靠上级政府拨款，二靠不动产的租税。为了避免处处大搞乱铺高能耗产业，可以考虑把税收改由较高级别的政府支配，以实现区域的错位发展和功能互补；不动产的租税机制则驱动政府努力使本地区的不动产总价最大化，这其中既包含了经济的发展，也会包含居住质量、环境优美。如果实行这样的财税制度，才能纠正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思想根源。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要控制高能耗企业，但有些耗能产业又是迫切需要的，那就只能从企业内部来改善节能技术。过去我们也一直“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这次建设“节约型社会”所采取的路径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戴星翼：提倡节约常常会有一种诉诸道德的倾向，人们会认为急功近利行为是出于认识和觉悟上的原因，试图以宣传教育解决问题。我并不否认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一种错误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必须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比如，我们对高能耗产业征收的税率足够高吗？通过财税手段、市场导向来引导资本的投向，也可以使高能耗企业本身有动力进行技术改造，引入和研发节能技术。

另一方面，政府有必要培育一个独立的“节约产业”。其实节约本身是一个专业性、集约性很高的领域，由专门的团队和企业来代理可以取得更好的节能效果。现在就已经有美国公司进入我国，提供大楼耗能系统的改造，一般可以降低能耗40%，节约产业的效益就从中而来。政府就是要扶持、壮大这些“节约产业”，使一部分人钻研于节能技术的开发。当然，这样的产业在初期需要政府采购、减免税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主持人：人们也担心，建设节约型社会会使GDP的数字降下来，当前兴旺的建筑行业受到冲击，成百上千万的民工无工可做，甚至因为资金链断裂影响银行安全，威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戴星翼：我本人也反对硬着陆，这样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但是对于GDP降下来的担心远不必那么大，我们要看重GDP的数量，更要看重它的质量和结构，何况发展节约产业和高效能产业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替代高能耗产业。同时，由于GDP质量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收益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分配和享受，不正是发展GDP的初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