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缺电和道德性缺电 问责制追缉电荒元凶

电力18讯：    体制性缺电和道德性缺电 问责制追缉电荒元凶
　　电价还是上涨了。这是电荒带来的煤电之争愈演愈烈的结果。显然，国家发改委已意识到电力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利润的基础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电荒是相关部门在电力改革中决策失误的一个侧面表现，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却没有可以问责的部门，能源的短缺最终总是通过涨价的方式缓解一时之急，说白了，这其实是老百姓和生产者们在为政府的决策失误埋单。他认为，全国性涨价这样的重大事情，国家发改委说涨就发文件涨了，根本没有召开听证会，这也暴露出政府体制运行的固有缺陷。

　　体制性缺电和道德性缺电

　　“这次电荒最主要反映出了我国的体制性缺电。”中国能源专家韩晓平直言而论“电荒”，“目前的行业管理体系和项目审批体制造成了电力需求与电力建设难以匹配。电力项目的审批程序极其繁琐费时，而电力建设还需要根据电源规划，但这些规划与市场实际变化差异很大，甚至比较混乱。常常是按照规划该建的电厂没有市场，而市场需要的电厂又没在规划之中。这也是地方政府趋利行为而造成的恶果。”

　　韩晓平指出，我国能源、电力多个行业近日都在反思应采取何种有效的应变措施。但是电价上涨却极有可能成为一项在煤炭和电力两边不讨好的政策。因为上游的煤炭在电价上调的激励下会再抬高煤价，下游的耗电工业成本也会受很大影响。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家韩孟告诉记者，浙江长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骆承法曾经深有体会，他们为了申请项目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当时正是最需要电的时候，但是项目迟迟批不下来；等到项目最终批下来时，用电项目已经没有了。

　　韩晓平认为，这是改组前的国家计委注重实际项目忽视规划审批的结果，他指出，改组后的国家发改委必须借鉴这一教训，真正定好自己的位置。

　　有专家曾尖锐地指出，垄断经营，使一些人在外部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在内部失去听取意见的兴趣，在科学上不能尊重基本规律。韩晓平认为，我国还存在着严重的道德性缺电。他举例，美国加州曾经出现大规模电荒，发电厂联合哄抬电价、最后导致电网公司瘫痪，中国电网会不会出现类似问题？国家电网公司某管理人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我们保证我们的电网不会瘫痪，因为我们可以拉闸限电。韩晓平气愤地指出，对于老百姓和生产者来说，电网瘫痪与拉闸限电都是无电可用，并没有太大区别，出现电荒，受害的总归是人民。

　　自上而下的能源观念短缺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能源战略和改革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指出，能源是国家战略性公共产品，是国家经济的生命线。必须及早制订高瞻远瞩的能源总体战略，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将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韩晓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举例说，就北京一家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按目前的能源收费价位，水电、天然气、采暖气加上汽车等等，每年的花费一般在8000元左右，这笔费用远远高于家庭的通讯费等其他费用。他告诉记者，因为这些费用都是细分开来分期缴纳，容易被一般家庭所忽略。他指出，就此次电价上涨，虽然民用电没有涨，但是老百姓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生产本身是一个链条，每一个小环节涨一点，整个链条的最终产品就会涨很多。他认为，目前中国人能源基本知识非常缺乏，基本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能源观念短缺。所以才会出现下面不注意节能，上头不懂得如何制定出更先进完善的总体战略。

　　冤有头，债有主，“电荒”谁之过？

　　韩晓平尖锐地指出，电力企业归国资委管，电力规划归国家发改委管，对市场的监督又归电监会管。但是当面临电荒时，管企业的国资委成立不久，国电公司也觉得很冤―――当初报项目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压着不批，现在电少了不能怪我，我又不在第一线；电网公司认为自己没有电厂，缺电了只能拉闸限电，总不能等着电网瘫痪；原国家计委称自己只管规划，电监会更是没有实权在握。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却没有一个可供问责的部门，最后还要让老百姓和生产者来承担灾难以及为解决灾难付出代价。改革这样的体制弊病刻不容缓。

　　韩晓平告诉记者，我国应该大力提倡问责制，他认为政府机关在接受权力的同时，也就接过了责任。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则其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

　　韩晓平认为，实行问责制的前提是要建立具体的可以问责的承载体，其次要有具体可以问责的部门，但目前电力仍采取多头管制的方式非常不合理。解决体制问题的最直接办法是成立一个能源环境部，统一统筹规划我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

　　伊朗总理能源顾问、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高能研究员凡瑞顿・费舍瑞克也认为，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领域，没有一个单独的独立机构来做关于石化行业的决策管理工作，所以会出现中国的五六家石油公司到海外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