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评）缺电是电力市场化的契机

电力18讯：    电力工业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可靠的电力供应。当全社会对电力工业的关注都集中在电力市场化的利益博弈时，这一基本问题显然被忽视了。

　　历史总是在重复相同的错误。当人们见仁见智地剖析今夏中国大范围缺电的原因时，“经济快速发展”、“气候”、“能源价格”、“环境保护”等字眼被频繁地提及。这些字眼的出现频率之高，使人自然联想起２００１年初发生在美国加州的电力危机。尽管二者的大环境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对比性分析仍能为正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电力工业改革，特别是此次缺电事件对中国电力市场化的深远影响提供启示与思考。

　　２００１年１月中下旬，加州经历了二战以来首次强制性的分区轮流停电。与中国此次缺电的直接原因相同，加州电力危机主要是由于加州作为高科技中心而带来了经济和人口的超常增长，发电容量的匮乏导致市场供需矛盾尖锐，同时市场机制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天气等一系列坏运气导致危机爆发，电价暴涨。加州电力危机在美国的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震动。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其市场设计上的缺陷。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则是不少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对电力市场化更为谨慎，而反对电力市场化的人士更是找到了借口。

　　加州危机显然对我国的电力工业发展没有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尽管中国电力市场化的进程没有由于加州危机而放缓脚步，但对加州电力危机的原因剖析以及电力工业如何保证充足而稳定的电力供应这一问题，仅仅局限在了中国的电力学术界。批评中国的电力决策部门没有从加州电力危机中吸取教训可能是有失公允的。毕竟，社会制度与电力工业发展现状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电力工业很难从加州电力危机中吸取直接的经验与教训。毕竟，中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仅仅是步履维艰的刚刚起步，形式上的竞争格局刚刚初具雏形。而美国则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其电力工业的解除管制也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如果政策制定部门从加州电力危机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么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放慢甚至中断中国的电力市场化进程，这显然是违背潮流、让人无法接受的。

　　谁应该对中国今夏的缺电负责？这是人们在酷暑中饱受“拉闸限电”之苦时提出的最直接的问题。仍旧与加州电力危机作对比，作为加州电力改革的决策者，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的政策使得公用事业公司没有任何建设新电厂的计划，政策甚至使得投资人不愿投资。最终危机爆发，其直接后果是加州实行灯火管制，加州两大公用事业公司宣布破产。因此，危机之后社会都将矛头指向了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而对于中国今夏的电力短缺，已有专家指出：“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对未来几年的用电需求的估计严重不足，结果导致在发电和网络方面的建设投资严重不足。１９９９年以后，国家大的电力投资项目大幅削减，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项目都没有批准。”显然，有关决策部门的失误难辞其咎，而加快中国的电力市场化进程显然是避免决策性错误再次发生的良策。

　　今夏的电力短缺将对中国的电力市场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以预料。但可以预见的是，此次决策部门的宏观计划性失误必然会掀起一场新的反垄断高潮，电力市场化的呼声可能会再次响起。但是，一个草率的、简单的结论往往是不负责任的。市场并非是万能的，想通过市场化改革解决电力工业的所有问题，尤其是中国电力工业的顽疾是浪漫而天真的。一个设计上存在缺陷的市场，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加州电力危机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批评政府没有真正放开对电力市场的价格管制，而这些管制正是导致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对电力工业解除管制有深入研究的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Ｐｅｔｅｒ Ｃｒａｍｔｏｎ在解释美国电力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丑陋问题的原因时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电力工业的市场化进程步履蹒跚。第一，人们的判断力存在局限。人们在构建电力市场时很难把握电力作为商品的特殊性。第二，各方面的利益协调使得市场化的最初目标很难实现，而最终的结果只是一个各方博弈的产物。而这两方面在中国的电力市场化进程中无疑都会碰到，尤其后者是更大的阻力来源。

　　抛开利益协调不谈，仅从市场角度看待电力短缺问题。事实上，发电容量的潜在不足是电力市场化的主要威胁之一。当政府和监管机构不再保证发电投资的回收和合理的投资回报时，独立的发电公司也就不再承担提供充足的电力供应的责任。在瑞典，自电力工业解除管制以来，维持电力可靠性的发电备用容量大大减少，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一些高成本的机组在市场中缺乏竞争而逐步退出。在美国纽约，自１９９３年来，用电负荷增长了１２．２％，而发电容量仅增加２．６％。而加州电力危机更是这一威胁的一次集中爆发。尽管在产业界和学术界已经提出确保市场环境下发电容量充裕性的种种措施，例如，建立电力容量市场，向发电容量支付容量费用，从而引导发电公司进行电力投资等。但是，如何在电力市场化后保证充裕的发电容<